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近年来，有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儿童学习汉字似乎比学习拼音文字还容易些，至少不比学拼音文字难。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目前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把认汉字、写汉字和用汉字三者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三者之中,认最容易、写就比较难。例如繁体字“龜”和“龍”特点鲜明，很容易认识，要记住怎么写就难多了。用汉字比起认和写都要难得多。所谓会用，就是要学会区别同音字,知道哪种场合下用哪个。例如“唯、惟、维” 3个字同音。“维持”“维护”只能写“维”,不能写“惟”，而“思维”也可以写成“思惟”。“惟独”、“惟恐”可以写“惟”，也可以写“唯”；可是“唯心论”、“唯物论”又只能写“唯”，不能写“惟”。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汉语方言之间语音上的差别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方面的差别最小。语音的差别在声母的繁简、辅音韵尾的多寡以及调类的区分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吴方言塞音声母有浊塞音[b、d、g]、不送气清塞音[p、t、k]和送气清塞音[pʻ、tʻ、kʻ ]3套，官话方言只有后2套。广州话辅音韵尾有[m、 n、ŋ、p、t、k]6个，苏州话只有[n、 ŋ、?]3个，北京话只有[n、ŋ]2个。广州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入、中阴入、阳入9个调类。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类。烟台话平声不分阴阳，所以只有平声、上声、去声 3个调类，是声调系统最简单的方言之一。
　　由于现代方言的调类与古调类之间有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调类的名称来标记现代方言调类。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调类名称相同，并不表示调值相同。例如北京话的阳平是升调(35)，天津话的阳平是高平调(55)，而汉口话的阳平则是曲折调(214) 。
　　上文说汉语方言语音的差别大，词汇和语法的差别小。这是从大体上说的。从细处看，词汇和语法上相异之处也并不少。拿词汇来说，政治、文化、科学方面的词是全国性的，可是日常生活里用的词有许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异。拿语法来说，方言之间在词法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形式、形容词的后缀、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以及名词后缀“子”和“儿”的表示方式（例如“儿”杭州话用成音节的语素表示,而广州话和温岭话用变调表示)等等在不同方言里有时有相当大的差别。
　　方言之间句法上的差别可以举“把”字句和反复问句为例。“把”字句是官话区方言里十分重要的一种句式，可是粤方言和吴方言都没有这种句式。例如北京话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干净），广州话往往要用“动词＋宾语”的说法（洗干净件衫）。在大部分官话方言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动词，例如：去不去│认得不认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例如昆明话)以及一部分吴方言（例如苏州话）里，反复问句的形式是“可 V”（可去│可认得）。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ŋ、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ŋ、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ŋ]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 。至于新闻报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融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 或是 [tǎi]，后置的“在”用[·tə]，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象作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 100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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